人类对疾病的认识，总是以失去生命为代价的。或许，应对疾病的方法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缺限，然而一小步一小步不断的格物认知，疾病的面目亦越来越清晰，应对的方法亦越来越有效，慨叹之余，略有欣慰！而应对传染病，当然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历史上如此，现在也相同。吴有性，字又可，号淡淡斋，江苏吴县太湖洞庭山人。他生活在明末时期。崇祯十四年（年）直隶，山东，浙江大疫，以伤寒法治之不效，吴推究病源，明确指出：温疫为病，非风非寒，非温非暑，乃天地间别有一种疠气所感。疠气致疫之说由吴氏首次提出，是三因致病外的另一致病因素，这是对传染病病因认识上的突破性理论。吴氏曰，疫气者，杂气中之一，但有甚于他气，故为病颇重，因名之“疠气”。杂气为病最多，然举世皆误认为六气。一切杂证，无因而生者，并皆杂气所成。百病皆原于风寒暑湿燥火，是无出此六气为病者，实不知杂气为病，更多于六气为病者百倍，不知六气有限，现在可测，杂气无穷，茫然不可测，专务六气，不言杂气，岂能包括天下之病欤！吴氏在此提出了杂气学说。传统上从时气即六气认识所有疾病的方法招到质疑。六气学说不能有效解决温疫的治疗，由于看出六气理论的局限性，杂气学说于此应运而生。至此，杂气学说同时气学说对待而论成为中医认识疾病的有效工具。明确一点，吴氏所说的疠气是杂气中的一种，即杂气包括疠气，是从属关系。清代，杨栗山对杂气学说作更进一步的阐释。杨璇，字玉衡，号栗山。河南省夏邑县人，后移居安徽亳县。栗山生于清康熙四十四年（公元年）。杨氏论述杂气的四篇理论皆振聋发聩之说。一，温病非时行之气辨。春温，夏暑，秋凉，冬寒，此四时错行之序，即非其时有其气，亦属天地之常，而杂气非其类也。杂气者，非温非暑，非凉非寒，乃天地间另为一种疵疠旱潦之*气，多起于兵荒之岁，乐岁亦有之。明确说出杂气是疵疠旱潦之*气。二，温病是杂气非六气辨。杨氏曰，又有一切无名暴病，顷刻即亡，无因而生，无识乡愚认为*崇，并皆杂气所成，从古未闻者何也？盖因来而不知，着而不觉，人唯向风寒暑湿燥火所见之气求之，而不索之于无声无形，不睹不闻之中，推察既已错认病源，处方未免误投药饵。强调一切不明原因之疫病皆由杂气所致。三，杂气所伤不同辨。杨氏曰。所谓杂气，虽曰天地之气，实由方土之气也。盖其气从地而起，有是气即有是病，譬如天地生万物，亦由方土之产也。但植物藉雨露而滋生，动物赖饮食而颐养，盖先是有是气，然后有是物，推而广之，有无限之气，因有无限之物也。杨氏又曰，无形之气，偏中于动物者，如猪温，羊温，牛马温，岂但人温而已哉。然猪病而羊不病，牛病而马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知其气各异，故谓之杂气。这里杨氏将吴氏的杂气论述的更加畅明。四，杂气有盛衰辨。杨氏曰，凶年温病盛行，所患者众，最能传染，人皆惊恐，呼为温疫。也有杂气所钟者微者。轻则清之，重则泻之，各行所利，未有不中病者。说明杂气为病，有轻有重，盛衰不同，临床宜斟辩之。吴氏的杂气致疫学说基本上构建了中医传染病的大纲，其后有戴天章的完善，杨栗山的反复阐明，遂使这一学说成为治疗疫病的津梁。后世的余师愚，刘松峰，皆以治瘟疫著名。理论成而方药生，吴氏的达原饮登上了治疫的战场。达原饮，槟榔能消能磨，除伏邪，为疏利之药，又除岭南瘴气。厚朴破戾气所结。草果辛烈气雄，除伏邪盘踞。三味协力，直达杂气巢穴，使邪气溃败，速离膜原，是以为达原也。余以为，膜原外连肌肉卫表，内连脏腑，上连肺与胸膜，下连肠胃，且与宗筋相连，与血液淋巴交融。外邪入侵膜原，稽留其间，繁殖增生，很快进入脏腑三陰。故邪在膜原必早破其巢穴，散其势力，达原饮正是为此而设。达原饮的做法是用气雄力霸之品胜过杂气，使杂气无盘踞生存之隙，故势必减，减必溃，邪去正居
。诚然草果槟榔厚朴主要是针对湿邪的。杨栗山认为達原饮主要针对寒湿疫，不够全面，因制升降散对付温疫，升降散主要通过升降气机使清陽上升，浊阴下降，正气充足，杂气自消而取的治疫效果。由此看出发挥人体的正气作用，气机升降有序，正盛邪出，是治疗杂气为病的基本思路。近代治疫也不乏大家。蒲辅周（——），四川梓潼人，著名中医学家。年秋北京乙型脑炎流行，疫情严重，死亡率极高。蒲医院成为治疗乙脑的主要力量。此次疫情，中西医结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至今蒲老总结的治温八法仍是治疗急性传染热病的有效方法。辛凉透邪，逐秽通里，清热解*，开窍豁痰，通陽利濕，镇肝熄风，生津益胃，养陰清燥。八法六十七方，皆是透达通里引邪外出之法，处处兀显出开门驱寇的巧思，再次证明，中医应对传染病，不是着重杀死病原，如何使病*外出，正气内存是治病克疾的法宝。严苍山（——）近代上海杰出中医学家。年，上海脑膜炎猖獗，当时西医束手，死者枕藉，严氏创疫痉学说，订立新方应治，挽回了不少生命。他提出温病三护，护脑，护津，护肠学法。以汗清下三法驱邪外出。所订之方，大多是在葛根汤基础上加减化裁，然极具巧思，轻灵宣透，引邪外达，如新定葛根栀鼓汤，新定羚羊舒痉汤，严氏疫痉万灵散。再次证明中医能有效的治疗传染病。时及当代，年的非典，中医也是行之有效，只不过，相关的文献不够完善，几篇论文不痛不痒，而知真情者竟不敢妄言也。今天武汉新冠肺炎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能恐慌，也不必恐慌，老祖宗们治疫的武器就安静的放在那里，等待我们的随时应用。国家中医队认定本次疫情以湿以寒为主，前后五次不断修定完善处方，中医在抗击疫情方面从幕后走到台前。河南通许县的六经辩治方法，系统而全面，且疗效显著。山西也公布了自己的经验。各地的名医也订了抗疫方，北京的裴永清，姜良铎。湖南的熊继柏。河北的李佃贵。由此而论，不是单纯一方一药能起作用，而是中医理论指导下的辨证论治在起作用。所以我们不能一窝蜂的认为一个超级处方能全程包治新冠，中医理论的丰富性和包容性决定他可以用很多的手段对待新冠。仲景的六经辨证，吴氏的膜原学说，杨璇的升降学说，叶桂的卫气营血学说，吴塘的三焦学说，近代的治温经验，都是我们治疫的思想法宝。怎样应用，那就看我们当代中医人的内功如何了。刘松峰云，疫有三种，一曰瘟疫，一曰寒疫，三曰杂疫。今之新冠，从现在发布的文献来看，应归为寒疫。既是寒疫，那用伤寒论来对付是最爽快的事了。所以我比教欣赏河南通许的治法，高热用大青龙，低热用葛根汤。CT无异常用射干麻*汤，CT有异常用泽漆汤。心脏异常用茯苓四逆。大气道有痰用千金苇茎。当然国家中医队的麻桂，石膏，达原，藿香合剂比较广谱，初期使用应该是很有效的。通过以上的梳理，形成我对武汉肺疫的几点认识。一，疫病的地域性和时间性是破解其奥秘的关键之处，一定要因地因时治宜。本次新冠发现在大小寒之际是寒气最盛之时，加之武汉本年度全年多雨，又加上海鲜市场湿浊氤氲，遂构成本次疫情的寒湿特点。既然是寒湿疫，用仲景学说和膜原学说治此次疫病最为合拍。二，疫情的早期往往是最慌乱损失最大的时候，医者对疫病初步了解，病者对疫病全不了解，加之短期内病人剧增，医疗条件有限，容易使疫情失控。这个时候，是最难管控的，中医一定要在这个时期介入，因为中医不需要搞清病源，根据临床证状，赶快用药，方可控制病势，减少重症的发生。这个介入，我的意思，不能等官方的介入，那太迟了，病者一定要自己主动寻求中医中药，通过电话叙述病情，传递舌苔图片的方式来处方用药。三，邪在膜原务必极早破除。邪剧膜原，如不破解，上达胸肺，下入肠胃，兼入淋巴，阻滞气机，清陽难升，水湿不降，痰瘀形成，三焦一堵，氧气难至，血氧频降，终致呼吸衰竭，此刻上呼吸机治疗，九死一生。切不可延误病机，造成此局。達原饮必因时早用。四，中西结合治疗是最优势的方法，但前提是中西医不能在战场上邀功，打架。要精诚合作，同心抗疫。五，大疫当前，吵闹中医好还是西医好本是无厘头之争，可以当笑话来听。中医好不好，不是你说我说他说的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事，有一天中国传统文化走到穷途了，那中医也就消亡了，所谓毛之不存，毛将焉附！六，可以看出，中医治疫思路一直是引邪外出，开门放贼，充实正气，保证脏腑功能正常。未尝必须杀死病源。这一点和西医寻找特效药杀死病源是不同的。当然西医在没有特效药前的治疗也大多是支持疗法，这一点同中医的方法有相同处。七，本文只是我对本次疫情的一点随想。文中涉及到的方剂有杨栗山的治疫十五方，蒲辅周的治疫六十七方，严苍山的治痉二十三方，都是医者的终生学术心得，我对其的理解也仅停留在理论上，没有上过临床，所以不敢纸上谈兵，就不给大家一一列出了。最后，以我早年的一首俚句来结束本文。功深未必人都识，效好皆由血结成。自知国医多妙用，不与他人论废存。新冠肺炎，很快结束，因为有中医！
王洪亮，号附桂堂，职业中医师，主治医师。供职于医院。痴情中医，精于治疗。偶为诗文，略书己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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