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hjnbcbe - 2024/10/19 17:20:00
最后的死去和最初的诞生一样，都是人生必然；最后的晚霞和最初的晨曦一样，都是光照人间——这两句诗一样的哲言，曾悬挂在首都医科大学遗体捐献接受站的中厅。每年清明节前后，接受站都会迎来一波遗体捐献高峰。斯人已逝，生命却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年清明节前夕，医学院校师生代表在《生命》纪念碑前肃穆，向刻有遗体捐献者名字的石碑敬献鲜花，表达哀思与敬意。孙山/摄年，医学院的大学生向他们面前躺着的这位无私的遗体捐献者深深鞠躬。张宏江/摄年，一位患有肾病的14岁少年，在父母陪同下办理遗体捐赠公证手续。梁凤鸣/摄年，协和医科大学遗体登记接受站内，几位老人在填写登记表。张宏江/摄位市人大代表签捐献倡议年3月30日，《北京日报》1版年6月22日，《北京日报》6版北京医科大学有一具完整的人骨架。每个医科大学的学生，无不对它肃然起敬，因为看到它，仿佛又见到了原医科大学校长胡传揆教授。年召开的市七届人大六次会议上，胡传揆、叶恭绍、严镜清等48位市人大代表，联名签署了《捐献遗体，供医学之用》的倡议书。他们向医药卫生战线的工作者发出了捐献遗体的倡议：“既然我们在生前能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祖国医学科学的进步，为什么不能在死后将遗体捐献给人民卫生事业的发展呢？”“我们在此首先公开立下遗言，自愿在死后将本人遗体整个捐献给祖国，供烧伤修补、脏器移植、教学观察以及医学科学研究之用。”（年3月30日《北京日报》1版，《捐献遗体供医学之用》）年3月17日，胡传揆去世。本报年6月22日6版《死亡并不意味结束》报道记载，遵照胡传揆生前的嘱托，他的遗体医院进行了病理解剖，为医务人员留下了大量宝贵的病理切片和数据资料。之后，老教授的遗体又被送回北京医科大学，由解剖教研室继续完成他遗嘱的后半部分：尽量利用其它组织及其骨架，以利教学。医科大学花费了三个月的时间，将胡教授的遗骨制成精致的骨架，并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当年，为何48位市人大代表会集体倡议捐献遗体？这与当时遗体解剖和遗体捐献极其缺乏有关。病理解剖本来可以为之后的众多病人提供诊断依据，但当时很少有人同意病理解剖。另外，教学解剖用尸体奇缺。教学解剖为医学提供宝贵经验。按照正常的教学要求，人体解剖实验课应该是4个学生分到一具尸体，可在当时，北京很多医科大学的实验课一直是8到10个学生用一具尸体。在中专类医科学校，更是几十人上百人“看着”解剖一具尸体。一具尸体甚至要用很多年，老师怕学生弄坏了标本舍不得让大家动手。有些中专生学了半天医，连人体里面究竟是什么样都没搞清楚。协和医科大学人体形态学教授曹承刚当时一语中的：我们每个人在生病后都希望找一位好大夫，但好大夫是如何培养出来的？对于一个医学院的学生来说，人体解剖是学习医学知识的第一步。2捐与不捐的观念冲突年6月2日，《北京日报》9版本报刊登了48位市人大代表的倡议后，仅4天就接到十多封读者来信，表示自愿捐献遗体。各个医学院校也陆续接到要求捐献遗体的电话。首都医科大学接受第一具自愿捐献的遗体是在年12月16日。一位姓程的四川打工妹在京治病期间，得到了好心人的无私帮助。小程辗转找到首医大，要求死后捐献遗体作科研教学之用，以回报北京人及全社会对她的关爱。还有一些人不应被忘记：水利部原总工程师冯寅，生前多次要求捐献遗体。年9月冯寅去世之后，子女遵照其遗愿，帮他完成了捐献。70多岁的北京市经贸委干部何先生，为了在生前落实好捐献遗体的愿望，从年开始就写信联系，四处奔走，最后终于如愿以偿。不过，这样的例子还是少数。在20世纪90年代的北京，捐献遗体依然超越了很多人的接受能力。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们既然全须全尾地来，就应该完完整整地走。”传统观念、舆论压力像一张无形的大网，束缚着人们。顺义农民王占强下定决心捐献遗体。母亲听了后流着泪说：“将来媳妇和你进不了一个坟，她能同意吗？这事在搞对象的时候可不能跟人家说。”王占强的伯父硬邦邦地甩下一句话：“遗体不在了，可没你的坟头，你好好考虑考虑吧。”一位姓吴的老人想要在死后捐献遗体，可子女们都强烈反对。他们冲着老人嚷开了：您要是真把自己捐了，街坊邻居还不都得骂我们不孝，我们可担不起这罪名。老人只好作罢。（年6月2日《北京日报》9版，《这也是生命的延续》）有些医院自愿签订了捐献遗体协议书，可一旦亲人病故，很多人又反悔了。（年12月10日《北京日报》6版，《尸检：为了人类自身》）年设三大接受站▲年5月8日，《北京日报》7版年“五一”劳动节前夕，本市成立了志愿捐献遗体办公室，下设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医科大学、首都医科大学3个志愿捐献遗体登记接受站，标志着北京市规范化的志愿捐献遗体工作正式启动。从年人大代表联名倡议，到年设立登记站，经过17年的宣传，人们的接受度已经明显提高。连登记站的工作人员都没有料到，开站几天内就有多人到三个接受站登记捐献遗体。北京市铁路工程总公司经济师李明星，在北京医科大学接受站正式工作的第一天就来登记。她告诉记者，“我知道现在可供解剖的尸体很少，我以前得过一场大病，医院治好了我的病，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觉得普通人也做不了什么大贡献，把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也算是为社会做了点事情。”当时已75岁的张国金老先生带着馒头和榨菜，大老远从姚家园坐车来北医大登记。出身医学世家的他，希望死后也能为医学事业做点贡献。（年5月8日《北京日报》7版，《志愿捐遗体者逾百》）不到一年的时间，全市已有人进行了登记。年3月2日清晨，协和医科大学的解剖教室里气氛庄重肃穆。这一天，是协和医科大97级临床医学系的62位学生第一次上解剖课。在教室正中间的解剖台上，躺着的正是遗体接受站成立以后全市的第一位遗体捐献者。这是一位老人，年夏天病逝，亲属为了却他的遗愿，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天就把遗体捐献给了协和医科大。初春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进解剖教室，62位大学生向他们面前躺着的这位无私的遗体捐献者深深三鞠躬。“每次接受遗体捐献都是一次心灵的净化，请你们铭记这些志愿者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整个社会的崇高精神，请不要愧对他们的这份真情。”课前，协和医科大何维教授的一番肺腑之言震撼着同学们的心灵。他们轻轻打开包裹的白布，郑重地开始了他们的解剖第一课——认识大腿骨三角构造。4每年清明前后是捐献高峰▲年2月20日，《北京日报》2版有了登记接受站后，北京的遗体捐献有了快速发展。截至年清明节，本市3个接受站的报名人数超过了1万人，其中人已完成遗体捐献。这些捐献者中既有百岁老人，也有两岁小孩，既有工人、农民，也有大学生、教授。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每年清明节前后，市民对遗体捐献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