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国内对张锡纯学术思想的研究多集中在内科杂病方面，希望通过本课题的研究能填补国内对张氏寒温思想研究的空白，进一步加深对外感病的理论认识及临床应用，为构建系统的外感病体系提供新的思路。方法：系统整理张锡纯寒温学术思想，以此为切入点，阐明对寒温的看法，从而得出结论。结果：通过研究张锡纯寒温学术思想，使张氏的寒温思想被更多的临床家重新认识，更好的指导当今临床治疗发热性疾病：并着力阐明了伤寒与温病的本质区别，以及张氏以六经辨证统一寒温学术思想对构建中医外感病体系的启示。结论：寒温统一是缺乏坚固基础的。现在完全可以用“中医外感病”代替“伤寒”这一病名即把伤寒与温病的病名统一起来，即中医外感病学，下列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三种方法。
在中医外感病学历史上，伤寒学派与温病学派长期的争鸣，极大的促进了学术的发展。两个学派之间曾出现严重的对立，从寒温理论的发展史看，初则寒温合论，继则寒温分论。实践证明，以寒统温，有碍温病的发展，寒温分论大大促进了温病学的成熟。《伤寒论》奠定了温病学的基础，温病学是对《伤寒论》的继承与发展。清末民初名医张锡纯擅治寒温病，学宗张仲景、陆九芝，在寒温病方面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但理论尚不系统。张氏用药峻猛量大，常使人望而生畏，使他的寒温学术思想未能广泛传播，甚为遗憾。
张氏主张以六经辨证统一寒温，即风温系在太阳，与太阳伤寒仅仅是辛凉透表与辛温解表之别，气分证即阳明病，入营分仍用白虎加人参汤加味治之，入于血分，善用山茱萸、鸡子*、阿胶、生地、熟地、玄参等治疗。
本文基于对张氏寒温学术思想的探讨，着力阐明：伤寒与温病的本质区别，使张氏的寒温思想被更多的临床家重新认识，更好的指导当今临床治疗发热性疾病；以及张氏以六经辨证统一寒温学术思想对构建中医外感病体系的启示。希望通过本课题的研究能填补国内对张氏寒温思想研究的空白，进一步加深对外感病的理论认识及临床应用，为构建系统的外感病体系提供新的思路。
一、张锡纯生平及其寒温学术思想概要
(一)张锡纯生平
张锡纯，字寿甫，原籍山东诸城，于明朝迁居河北盐山边务村，生于年，卒于年，世寿73岁。张氏世代书香门第，幼年从其父丹亭公读书，习六经诗文，诸子百家，十三岁即有“月送满宫愁"之佳句。稍长，于读书之暇，兼以治医。后两试不第，虽在壮年，淡于进取，遂蒙教乡村，广置方书，远自农轩，近至清代诸家，勤奋攻读。26岁时即治愈邑中名医束手之证，声名日噪，自此临证几无虚日。迨至年将半百，才开始职业医生之生涯，长期在社会底层的历练，使其学术思想和诊疗技术均臻成熟。后曾辗转在武汉、奉天、天津、沧州行医，其著作《衷中参西录》的问世，奠定了张锡纯在中医界的地位，其书被称为“医界第一可法之书"。统览张氏学术思想，根植于四大经典，兼及喻嘉言、徐灵胎、*元御、唐容川、陈修园等。此外对于道家炼养之术也深有研究，并身体力行。其于医理必本《内经》，其于药物必本《本经》而每有创新，其处方必本《伤寒》、《金匮》而变通之。张氏治学无门户之见，衷中参西，力主汇通，虽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处，然开风气之先，足以名垂千古!张氏治学求真务实，其方必屡用屡验而后笔之于书，对于药物，虽剧如巴豆、甘遂亦必亲自尝试，这种精神是十分令人赞叹的!故其方药至今在临床上仍被广泛使用。近贤朱良春、李静、刘越、余国俊等均十分推崇张氏。笔者习医之始，即从张氏入手，屡用其方起沉疴，疗效显著。
总之，张氏立足于继承，着力于创新，每以“学问之道，贵与年进"自勉，孜孜忘老，勤奋求索，诚如其所言：“吾儒生古人之后，当竞古人未竞之业，而不能于古为新，俾吾中华医学大放光明于全球之上，是吾儒之罪也。"正是这样的情怀心胸，才使其在西学东渐之际，力揽狂澜，砥柱中流，成为清末民初中医界的领袖人物。
(二)张锡纯寒温学术思想概要
张氏以擅治寒温病名噪大江南北，在学术上推崇张仲景。治疗伤寒擅用麻*汤、小青龙汤等经方。试以麻*汤为例，张氏运用时恒加知母，如此可避免汗后不解，如脉弱或无脉者加*芪，阴虚者加山药、玄参、枸杞等，极尽灵活变化之能事，可谓师古不泥古。张氏云：“夫事贵师古者，非以古人之规矩、准绳限我也，惟藉以瀹我性灵，益我神智。迨至性灵神智洋溢活泼，又贵举古人之规矩、准绳扩充之、变化之、引伸触长之。"在温病方面，张氏摒弃叶吴之学，但对温病学派确有较公正的评价。
在评《南医别鉴》中说：“自叶香岩之《温热论》出，而温病之治法明，薛一瓢之《湿热条辨》出，而湿温之治法亦明。’’张氏在温病方面远绍仲景，近取陆九芝，独重阳明，善用白虎剂，一改温病学派轻描淡写之风，注重临床实效。主张寒温统一，以六经辨证统一寒温，畅述温病之治法详于《伤寒论》。其创治温病之方如清解汤、凉解汤、寒解汤及白虎人参汤之加减运用法，均屡试屡验，为医界同仁所称道。遗憾的是，部分经验未能升华到理论高度。系统的总结与评价张氏寒温之经验，仍然有一定意义。张氏与古为新，不甘步前人后尘，不以传旧为务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仍十分可贵!
二、张锡纯伤寒学术思想特色
张氏毕生精研《伤寒论》，晚年曾著《伤寒论讲义》，比较突出的反映了其在仲景学说方面的成就，兹概述之。
(一)注解经文，切合临床
从古至今注释《伤寒论》者颇多，有的以经解经，有的以方类证，自有可取之处。更有的搞成文字游戏，或搞成玄学，张氏力除此弊，均以临床实效为准，注重从临床应用这个层面注解《伤寒论》，既详于理又致于用。张锡纯治医抱着“与古为新"及“批判继承”的态度，他说：“愚于《伤寒论》一书，其可信者，尊之如《本经》、《内经》，间有不敢信者，不得不存为疑案，以待质高明也。"如太阳篇第二十五条：“服桂枝汤大汗出，脉洪大者，与桂枝汤如前法”。他提出疑义说：“此证有过汗亡阴之象，其脉之洪大，乃阳偏盛也，桂枝之辛温犹可用乎?"显然比部分注家强解“脉洪大"更有意义，何况古人之书，传抄之错误颇多。又如第五十四条：“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与承气汤。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若头痛者必衄，宜桂枝汤。"张氏指出：“此谓用桂枝汤，于未衄之前，即可以不衄也。徐灵胎日：“外感风热，药中误用桂枝，可以吐血衄血。”此诚确当之论??此证既血热，有将衄之势，桂枝汤亦仍难用，纵有表证宜解，拟用麻*汤去桂枝，加知母、芍药，方为稳妥。”张氏治学严谨，敢于疑古，令人敬佩。
(二)独抒己见，不泥旧论
部分注家抱着“注不破经，疏不破注"的态度，陈陈相因，不敢发表自己的看法。张氏则不然，如对桂枝汤啜粥之义，他疏解说：“盖桂枝汤所主之证，乃外感兼虚之证，所虚者何，胸中之大气也。《内经》曰：‘谷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两焦，以溉五脏，而其大气之抟而不行者，积于胸中，命日气海。’由斯观之，大气虽本于先天，实赖后天水谷之气培养而成，桂枝汤证，既因大气虚损，以致卫气漫散，邪得越卫而侵营，故于服药之后，即啜热粥，能补助胸中大气以胜邪，兼能宣通姜、桂以逐邪，此诚战则必胜之良方也。"令人耳目一新。至于桂枝汤的用法，又提出个人见解：“是以愚用桂枝汤时，恒加*芪以补其胸中大气，加薄荷以助其速于出汗，不至若方后所云，恒服药多次始汗也。又宜加天花粉助芍药以退热，即以防*芪服后能助热也??愚治桂枝汤证，又有屡用屡效之便方，较用桂枝汤殊为省事，方用生怀山药细术两半或一两，凉水调和煮成稀粥一碗，加白糖令适口，以之送服西药阿斯必(匹)林一瓦，得汗即愈。"再如提出《伤寒论》第63条应接于第6条之下，麻杏石甘汤为治疗温病初得之方。象这样独出机杼的见解，在其书中俯仰皆是。
(三)化裁古方，创立新方
张氏在应用伤寒方时，多略事加减，使之于病机息息相应，如《伤寒论》中方药过于峻猛者，后人畏用，乃创制平和之方代之，且疗效不减。论中有论无方处，则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制定新方。
如太阳表实麻*汤证，应用时必加知母数钱，张氏日：“人之禀赋随天地之气化为转移，古今之气化或有不同，则今人与古人之禀赋，其强弱厚薄偏阴偏阳之际不无差池，是以古方用于今日，正不妨因时制宜而为之变通加减也。愚弱冠后，初为人治病时，用麻*汤原方以治伤寒，有效有不效。其不效者，服麻*汤出汗后其病恒转入阳明，后乃悟今人禀赋多阴亏，后再用麻*汤时，遂于方中加知母数钱以滋阴退热，则用之皆效。”可见张氏是在尊重经方原方的基础上又结合病人之禀赋用药的。此外用麻*汤时，其人阳分虚者加*芪等补气之药以助之；其人素有肺痨者，宜于原方加生怀山药、天门冬；其人吐血者，去桂枝加防风；兼有咽喉痛者，将方中桂枝减半，加天花粉、射干；若咽喉痛且肿者，麻*亦宜减半，去桂枝再加生蒲*，可以说灵活之极。张氏熟知《伤寒论》麻*汤禁忌证，又不拘于禁忌证，真可谓善学者。张氏创立了很多新方，如大青龙汤条下，其人脉微弱，汗出恶风者，拟用*芪、白芍、麻*以治之，若误服大青龙，大汗亡阳，筋惕肉啁者，宜去麻*加萸肉。再如服小青龙后恒有反复者，创立从龙汤，自谓服小青龙后愈而复发，再服原方不效者，服从龙汤-N，必不再发。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总之，张氏之辨证，如老吏断狱；其处方，如珠走盘：其疗效，如鼓应桴。
三、张锡纯温病学术思想特色
(一)辨证宗六经
张氏治疗寒温病远绍仲景，近取陆九芝，力主寒温统一。
1．伤寒统辖温病
张氏治疗温病，摒弃叶吴之卫气营血、三焦辨证体系，力主伤寒统辖温病，温病当按六经施治。张氏云：“有谓温病当分上、中、下三焦施治者，皆非确当之论，斟酌再四，惟仍按《伤寒论》六经分治乃为近是。”又言：“《伤寒论》之开始也，其第一节浑言‘太阳之为病’，此‘太阳’实总括中风、伤寒、温病在内。故其下将太阳病平分为三项。其第二节论太阳中风，第三节论太阳伤寒，第六节论太阳温病。故每节之首皆冠以太阳病三字，此太阳为手太阳乎?抑为足太阳乎?此固无容置辩者也。由斯知：中风、伤寒、温病，皆可以伤寒统之。”关于温病的袭入，张氏认为始于足太阳经，尝云：“伤寒、温病之治法，始异而终同。至其病之所受，则皆在于足经而兼及于手经。乃今之论寒温者，恒谓伤寒入足经不入手经，温病入手经不入足经。夫人之手足十二经原相贯通，谓伤寒入足经不入手经者，固为差谬；至谓温病入手经不入足经者，尤属荒唐。"又指出：“《伤寒论》第六节日‘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此太阳为手太阳乎?抑为足太阳乎?此固无容置辩者也。盖温病的风温为正，亦以风温为多，故本节继日‘若发汗己，身灼热者，名风温’云云，夫温以风盛，必足太阳先受之，此一定之理也。"张氏引一案以佐证：一童子，年十六，暑日力田于烈日之中，午饭后，陡觉发热，无汗，烦渴引饮，诊其脉，洪而长。知其暑而兼温也。授以仙露汤，未尽剂而愈。且自按云：“此证初得，而胃腑之热已实，彼谓温病入手经，不入足经者，何梦梦也!”关于温病的传变，张氏遵从六经传变规律，认为温病初得，亦多在太阳，特其转阳明甚速耳。如张氏曾治一人，年二十余，当仲夏夜寝，因夜凉，盖单衾冻醒，发懒，仍如此睡去。须臾又冻醒，晨起微觉恶寒。至巳时己觉表里大热，兼喘促，脉洪长而浮，投以清解汤加牛蒡子三钱，服后得汗而愈。基于对温病袭入及传变途径的认识是张氏宗六经辨证的主要原因。
2．温病治法详于《伤寒论》
《伤寒论》中确实有不少方剂可以用于温病的治疗，张氏认为《伤寒论》第63条应接于第6条下，即麻杏石甘汤为治风温初得时之主方。他说：“‘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风温；风温为病，脉阴阳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语言难出。’此仲景论温病之提纲也。乃提纲详矣，而后未明言治温病之方，后世以为憾事。及反复详细观之，乃知《伤寒论》中原有治温病之方，特因全书散佚，后经叔和编辑而错简在后耳。尝观其第六十二(三)节云，发汗后不可更行桂枝汤，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杏仁甘草石膏汤。今取此节与温病提纲对观，则此节之所谓发汗后，即提纲所谓若发汗也；此节之所谓喘，即提纲之所谓息必鼾也，由口息而喘者，由鼻息即鼾矣；此节之所谓无大热，即提纲之所谓身灼热也。盖其灼热在外表，心中仍无大热也。将此节之文与温病提纲一一比较，皆若合符节。”张氏认为方中麻*可用薄荷代之，因麻*性热不宜于温病，仲景时代薄荷犹未入药，故仲景用麻*不用薄荷。孙思邈在《千金方》中用葳蕤汤治疗风温，药用葳蕤、白薇、麻*、独活、杏仁、川芎、甘草、青木香、石膏，方即由麻杏石甘汤加味而成，与张氏之见大致相同。张氏又指出诸如大、小青龙汤、小柴胡汤也可用于温病初得。伤寒与温病始异而终同，始异即寒温异气，伤寒治当辛温解表，温病当辛凉透表；终同即传入阳明后，不论伤寒、中风、温病，唯清下而已。故张氏日：“温病传经已深，若清燥热之白虎汤、白虎加人参汤，通肠结之大、小承气汤，开胸结之大、小陷胸汤，治下痢之白头翁汤、*芩汤，治发*之茵陈蒿汤、栀子檗皮汤等，及一切凉润清火、育阴安神之剂，皆可用于温病。"由此可见，张氏论治温病，虽未明言叶吴之非，而实摒弃之，崇尚伤寒学派，用药力避轻描淡写之风，别开生面。
(二)治疗擅清透
张氏辨治伤寒、温病特别重视体质在发病中的作用，倡导内外合邪。同时基于温病本质是郁热的认识，初起即用生石膏清里热，伍以宣透之品引邪外达。
1．辨病查体质
寒温之病因，分内因、外因两端，内因即体质，外因即邪气，二者在发病中十分重要。仲景于《伤寒论》所论中风、伤寒，推其由，体质弱者易患中风，体质壮者易患伤寒，示人以体质在发病中的重要性。张锡纯熟谙此理，特别重视体质在发病中的作用，张氏认为：“外感之着人，恒视人体之禀赋为转移，有如时气之流行，受病者或同室同时，而其病之偏凉偏热，或迥有不同，盖人之脏腑素有积热者，外感触动之则其热益甚；其素有积寒者，外感触动之则寒益甚也。"张氏对于寒温病的治疗，即以此为基本出发点。
张氏在清解汤下注日：“盖内虚之人，易受外感。而阴虚蕴热之人，尤易受温病。无论风温、春温，兼阴虚者，当其发表、清解、降下之时，皆宜佐以滋阴之品，若生山药、生地*、玄参、阿胶、生鸡子*之类均可酌用，或宜兼用补气之品，若白虎汤之加人参，竹叶石膏汤之用人参，诚以人参与凉润之药并用，不但补气，实大能滋阴也。”观张氏所治之案，知其不仅顾念阴津，若兼气虚，必加补气之药；若兼气郁，必辅舒郁之品，顾念内因，期在早期治愈，减少传变。正是基于对内外合邪的认识，所以张氏在治疗风温初起即清透并举。张氏曾云：“自拟治温病初得三方，一为清解汤，一为凉解汤，一为寒解汤，三方皆以汗解为目的。”旨在透邪外达。
为什么在温病初起即用清里热之品呢?这涉及到对温病本质的认识问题。不妨先看一下张氏对温病的分类，他把温病分为风温、春温、湿温，认为“风温犹是外感之风寒也。其时令已温，外感之气已转而为温，故不名日伤寒、伤风，而名日风温"。又说：“温病初得，亦多在太阳，特其转阳明甚速耳??且当其时，人多蕴内热，是以转阳明甚速也。”关于春温，张氏维持“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的看法，认为“其证因冬月薄受外感，不至即病，所受之邪，伏于膜原之间，阻塞脉络，不能宣通，暗生内热。迨至春日阳生，内蕴之热，原有萌动之机，而复薄受外感，与之相触，则陡然而发，表里俱热。”张氏崇尚“伏气温病"之说，此说未必确当，后文再论。但张氏认为春温“恒有与太阳无涉者”，在治疗时必佐以滋阴扶正之品，是十分有见地的。风温、春温二者何以区别呢?观张氏之医案医论，风温多属实热，伏气温病(春温)多为内有蕴热兼阴虚。基于对二者均为内有蕴热的认识，张氏深刻揭示了温病属于“郁热”这一本质问题。明乎此对于温病的治疗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张氏自拟的温病初得三方，皆以生石膏清其蕴热，然经日：“火郁发之”，还要配伍宣透之品，宣散郁结，疏通气机，令邪外达。若徒执寒凉为能事，则易形成冰伏，所以三方均伍以薄荷、连翘、蝉衣，旨在透邪外达。张氏谓：“薄荷气味近于冰片，最善宣透，其力内至脏腑筋骨，外至腠理皮毛，皆能透达，故能治温病中之筋骨作疼者。"清透并举，凉而
不遏，蕴截断于透解之中，验之临床，每奏良效。
2．处方重比例
张氏治温病处方十分重视宣透药与清热药的比例，这是由他注重体质在发病中的作用所决定的，即注重内因使然。早在《*帝内经》中就提出了“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及“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张氏对《*帝内经》“内外合邪"发病观深有体会，曾指出：“以生平临证之实验，知传至某经即现某经之病状者，多系因其经先有内伤也。若无内伤则传至某经恒有不现某经之病时，此在临证者细心体察耳。"张氏认为患温病之人多为阴虚有热或素有实热之人。对发病观的深刻体察，决定了他治温病必清透并举，清与透之比例则又恒视人之体质与感邪之深浅消息之。在用药上善用蝉衣、薄荷，以透邪外出，用石膏、知母清里热。这种用药思路可上溯到仲景的方药，如麻杏石甘汤、栀子豉汤，尤其是后者，药虽两味，栀子清热，豆豉透邪，颇启人心思。兹以清解汤、凉解汤、寒解汤为例试析之。清解汤为治温病初得方，方中薄荷用12克，蝉衣用9克，石膏仅用18克，可以说是七透三清之法。凉解汤治温病表里俱发热，脉洪而兼浮者，方中薄荷用9克，蝉衣6克，石膏用30克，可以说是五透五清之法。寒解汤治温病周身壮热，心中热而且渴，舌上苔白欲*，其脉洪滑，或头犹觉疼，周身犹有拘束之意，方中连翘、蝉衣各用4．5克，石膏用30克，知母用24克，可谓七清三透之法。施今墨先生在治疗外感病时，也极重审表里，曾指出：“审表里，即详察表里比重，外感热性病多属内有蓄热，外感风寒，治疗时应既解表寒又清里热，用药时表里比重必须恰当，余治此类病有七解三清、六解四清、五解五清、四解六清、三解七清之说，虽属个人杜撰，但在临床中示明表里比重关系至切，较为实用。"所不同者，张氏用药单刀直入，昧少而精；施氏用药步步为营，味多而繁，但组方思路并无二致!由此可见，张氏用药大致相同，处方用量之义却大不相同。既彰用药之层次，又示表里之关系，颇具巧思。
(三)用药尚石膏
张锡纯以善用生石膏誉满杏林，故有“张石膏”之美称。其论石膏洋洋洒洒数千言，总结其用石膏之经验，大致可为三点：早用、重用、生用。试析之。
1．早用
前文已分析过，张氏十分重视温病发病的内因，即患者常有内热，易与外邪相感召，故而初期即用石膏治之。张氏所拟的清解汤中即用生石膏，本方主治温病初得，头疼，周身骨节酸痛，肌肤壮热，背微恶寒，无汗，脉浮滑者。张氏谓：“石膏之质，中含硫氧氢，是以凉而能散，有透表解肌之力。"由此观石膏性凉能散，凉而不遏，是故张氏尚用此药。张氏治温病不用叶吴辨证之法，初起即用石膏，实即含截断之义。
温病家有“入一境用一药之说”，即病在卫分不可用气分药，在气分不可用血分药。近贤姜春华曾倡“截断扭转”学说，认为：当病之开始用药得力，即可阻遏病势，或击溃之，不必等“到气才可清气”，也不必到后来才用犀角、羚羊。因为开始用辛凉轻剂，往往错过治疗机会，强调发病机之先，果断用药，缩短病程。笔者以为这与张氏之思想是相吻合的，当然重要的是在配伍，张氏虽初起用生石膏，但往往与蝉衣、薄荷等轻透之品相伍。
2．重用
观张氏之温病门医案，生石膏少则两许，重则数两。诚如张氏自言：“夫石膏之质甚重，七八钱不过一大撮耳，以微寒之药，欲用一大撮扑灭寒温燎原之热，又何能有大效。”张氏用药悉本《本经》，《本经》谓：石膏气味辛，微寒，无*。这是张氏重用石膏的理论依据。张氏是临床经验丰富的大家，临证之际，恒择对证之药，单味投之，以求效力之实际。张氏曾治其子荫潮，七岁时，感冒风寒，四五日间，身大热，舌苔*而带黑。孺子苦服药，遂单用生石膏两许，煎汤分三次温服，病稍愈。又煎生石膏二两，病又见愈。又煎生石膏三两，徐徐分饮之，病乃痊愈。七岁之孺子，一昼夜共用生石膏六两，愈后饮食有加，无寒中之弊，此张氏首次重用石膏，后曾屡屡单用、重用石膏，故深知其性。又广考文献为石膏洗冤，如言：《伤寒论》中自虎汤、竹叶石膏汤皆重用一斤，《金匮》治妇人乳中虚、烦乱、呕逆，亦重用石膏，由此可考石膏之性纯良。张氏更引吴鞠通晚年重用石膏之案以释世俗之惑，苦口婆心，不避言重词复!需要说明的是张氏重用生石膏，非漫无节制，而是必煎汤三四茶杯，分四五次徐徐温饮下，热退不必尽剂。且能使药力恒在上焦、中焦，避免寒凉下侵而致滑泄，可谓“胆大心细”。
3．生用
张氏生平用药喜用生品，认为：“生品药力浑全??药有非制过不可服者，若半夏、附子、杏仁诸有*之药皆是也，??若其药本无*，原可生用者，皆宜生用??甚勿另加制法，致失药之本性也。”对于石膏，张氏书中除加味越婢加半夏汤中用煅石膏三钱外，余均生用。因此方所主之病，原无大热，用煅石膏，取其收敛之力，能将肺中痰涎凝结成块，易于吐出。张氏自谓：“临证四十余年，重用生石膏治愈之证当以数千计。有治一证用数斤者，有一证而用至十余斤者，其人病愈之后，饮食有加，毫无寒胃之弊。”何以世人畏用石膏呢?张氏说：“石膏寒而能散，以治外感有实热者，直同金丹。《神农本草经》谓其微寒，则性非大寒可知。且谓其能治产乳，则性甚纯良可知。世人多误认为大寒而煅用之，则辛散之性变为收敛。用于外感有实热者，至一两即能伤人，因外感之热宜散不宜敛也。乃重用煅石膏而偾事者，不知其误在煅，不在石膏，转谓煅用之而猛悍如此，则不煅者更可知矣!于是遂视用生石膏为畏途??同一石膏，何以生用之则能散，煅用之则性之散者骤变为敛乎???石膏之所以善治寒温病，原侍其原质中之硫氧氢也。若煅之，其硫氧氢皆飞去，所余之钙经煅即变为洋灰，以水煮之即凝结如石，其水可代卤水点豆腐，若误服之，能将人之外感之痰火及周身之血脉皆凝结痼闭。若生用其性凉而能散，为清阳明胃腑实热之圣药。无论内伤外感用之皆效。”又指出鉴别生煅石膏之方法：“至将药煮出，其石膏之渣凝结于罐底，倾之不出者，必系煅石膏。"可供借鉴。
(四)方剂崇白虎
张氏认为：伤寒、温病，其始异其终同，凡入里化热呈阳明热盛之象，皆以白虎汤加减治之。
1．运用白虎破四禁
阳明病的病理机制，仲景概括为“胃家实’’。阳明病中有一种类型，症见身大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脉洪大等，治用白虎汤。白虎汤方三见于《伤寒论》：一在太阳病篇，治脉浮滑；一在阳明篇，治三阳合病，自汗出者；一在厥阴篇，治脉滑而厥。近世凡用白虎汤多遵守吴鞠通之四禁，即：“白虎汤本为达热出表，若其人脉浮弦而细者不可与也，脉沉者不可与也，不渴者不可与也，汗不出者不可与也，当须识此，勿令误也。”张氏评日：“前两条之不可与，原当禁用白虎汤矣。至其第三条谓不渴者不可与也。夫用白虎汤之定例，渴者加人参；其不渴者即服白虎汤原方，无事加参可知矣!吴氏以为不渴者不可与，显与经旨相背矣!??至其第四条谓汗不出者不可与也。夫白虎汤三见于《伤寒论》，惟阳明篇中所主之三阳合病有汗。太阳篇所主之病及厥阴篇所主之病，皆未见有汗也，仲圣当日未见有汗即用白虎汤，而吴氏则于未见有汗者禁用白虎汤。此不又显与经旨相背乎?’’驳之有据，令人信服。接着又指出：“人之所以重视白虎汤而不敢轻用者，实皆未明石膏之性也，夫自古论药之书，当以《神农本草经》为称首，后世本草，未有不以石膏为大寒者，独《本经》以为微寒，可为万古定论。”
即使阳明腑实，张氏根据临床经验也先投白虎汤加人参，张氏日：“凡遇阳明应下证，亦先投以大剂白虎汤一二剂，大便往往得通，病亦即愈，其间有服白虎汤数剂，大便犹不通者，而实火即消，津液自生，肠中不致干燥，大便自易得下。”何绍奇指出：“张氏精于石膏及人参白虎汤之用，但以白虎代承气之论则欠妥。”然验诸临床，张氏之法信而有征，不可轻加否定。李士懋指出：“只要阳明热结未甚，或仅大便干结者，以白虎代承气，不失为一妙法。”此外张氏更于脉上详言之：“阳明病既当下，其脉迟者固可下，即其脉不迟亦不数者亦可下，惟脉数乃至六至则不可下，即强下之，病必不解，或病更加剧。”堪为允当。
2．妙用白虎人参汤
《伤寒论》中白虎加人参汤用于阳明热盛而气津受伤者，症见服桂枝汤后，汗出烦渴者；或吐下后，表里俱热，大渴，舌上干燥而烦，欲饮水数升者；或伤寒渴欲饮水，无表证者。究其病机固由内陷之热邪所伤，实亦由其人真阴亏损!张氏据其临床经验并不拘于此，论日：“凡用白虎汤而宜加人参者，不必其脉现虚弱之象也，凡验知其人劳心过度，或劳力过度，或在老年，或有宿疾，或热已入阳明之腑，脉象虽实而无洪滑之象，或脉有实热而至数甚数者，用白虎汤时，皆宜酌加人参。”凡遇产后寒温证，其阳明腑热已实，张氏皆以白虎加人参汤，更以玄参代知母、生山药代粳米，莫不随手奏效。并认为生石膏与人参同用，能于阳明灼热之际立复真阴。总之，张氏在对白虎汤和白虎加人参汤的应用方面，大大超过了前人，不仅体现在拓宽了白虎剂的应用指征，还有对白虎剂的灵活加减，比如凡脉过六至者，以山药代粳米，不仅调胃，且大能滋阴补。肾；兼下痢者，以白芍代知母，不仅凉润滋阴，且善清肝热以除里急后重；病在产后者，以山药代粳米，又以玄参代知母，取山药补产后之虚，玄参治产后余疾；若因误治，或其人真阴大亏，病已传入下焦，则于白虎加人参汤中重用滋阴之品；若虚脱者，则必用生山萸以敛之。极尽灵活之能事。
四、寒温思想的不足之处
(一)关于“伏气温病"的看法
张氏笃信“伏气温病’’之说，认为“冬令严寒之气，为寒水司天之jF气，特其气严寒过甚，或人之居处衣服欠暖，或冒霜雪而出外营生，即不能御此气耳，是以寒气之中人也，其重者即时成病，即冬令之伤寒也。其轻者微受寒侵，不能即病，由皮肤内侵，潜伏于三焦脂膜之中，阻塞气化之升降流通，即能暗生内热，迨至内热积而益深，又兼春回阳生，触发其热，或更薄受外感，以激发其热，是以其热自内暴发而成温病，即后世方书所谓伏气成温也”。
其实，伏气病温之说始于对《内经》“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及“冬不藏精，春必病温”的误解。王叔和于《伤寒论》首加序例日：“中而即病者，名日伤寒，不即病者，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堪为始作俑者。章虚谷认为：“冬寒伏于少阴，郁而化热，秉春阳上升而外发者为实证。”然经云：“今风寒客于人，使人毫毛毕直"。试想冬天受了寒到春天才发病，寒气藏于何处?即使解释为潜伏期也十分牵强。蒲辅周先生认为：“冬失固藏和冬病伤寒之人，其气必虚，则春日邪之所凑，自然容易病温。"啪1可以说深得经旨。
进言之，这牵扯到春温(伏气温病)的本质认识问题。春温在临床上多陡然发热，并不见有卫分之症状，小儿尤多，笔者在临床上常见。其实春温属于虚证，故《内经》有“温病虚甚者死”之言，这里的温病就是指的春温。春温不同于风温，风温多由外邪引起，而春温乃由内向外而发。即冬令失于封藏，阳气失于潜藏，温乃木气，阳春萌动之际，木气疏泄无根，故发热，此木气疏泄太过之病，实际上仍是肾阴不足，水不涵木，这一点必须要清楚，因为关系到临床上的治疗。张氏在理论上对伏气温病的认识不充分，却认识到伏气温病多为不足之象，治疗时初起即用大滋真阴之品，甚至加山萸肉、鸡子*，其方药是十分可取的。
(二)崇古思想
张氏学术思想受徐灵胎影响较大，徐灵胎有一定的崇古情结，张氏也或多或少有崇古情结。在寒温病方面，张氏认为温病与伤寒发生性质不同，治疗温病不可以用热药。遍检张氏治疗温病的处方用药，皆为石膏、知母、生地、竹茹、蝉蜕、薄荷、牛子、生山药、玄参、阿胶、白茅根等，决不稍犯温热，就连杏仁也以牛子代之，可见一斑!但一方面称温病治法详于《伤寒论》，麻杏石甘汤、大、小青龙汤为治温病初得之方。这三个方剂中小青龙汤能不能治温病权且不论，但三方中均有热性之药，如麻*、桂枝、干姜等，这是与张氏用药相佐的，很显然为圣者讳，不足为训。《伤寒论》中很多方剂可以治疗温病，但不一定是仲景用方的本义。总体而论，《伤寒论》详于寒略于温，说温病之治法详于《伤寒论》欠妥当，有失公允。对于伤寒学和温病学必须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伤寒学是温病学的基础，温病学是在伤寒学基础上发展而来。清之叶吴对于温病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张氏为一代中医巨匠，无视叶吴之新经验，显然不妥。此外，张氏的部分经验没有使之系统化、理论化。如对于发汗的论述，可以说是张氏的特殊贡献，但仍停留在经验上，这是很遗憾的。
五、关于寒温统一的探讨
现代中医界认为伤寒温病讨论的内容是急性热病，两者同属于中医外感病学范畴，所以中医学术界对于寒温统一的呼声不断高涨。五十年代末，章巨膺提出“统一伤寒温病的认识。”他指出：“伤寒论为温病学奠定了基础，而温病学说的成就乃是伤寒论的进一步发展，这是伤寒温病所以有条件统一起来的先决条件。”友生先后发表和出版了《寒温纵横论》、《寒温统一论》、《热病学》等论著。认为：“外感伤寒和温病两说，分开来各有缺陷，合起来便成完璧，因而是必须统一的。”裘沛然力主“伤寒温病一体论”，明确指出：“六经与三焦不可分割”，阐明“六经本自包括三焦”。张伯讷认为：伤寒与温病两者均同属于外感热病，在理论上也同属于阐释外感热病的辨证层次和治疗规律，这就构成了伤寒学说与温病学说之间能够统一的基础。肖德馨主张用“六经系统”概念做理论框架，统一伤寒的六经辨证和温病的三焦、卫气营血辨证，形成统一的新的“六经系统辨证”方法和体系。姜建国提出：“由于卫气营血辨证是由表及里的辨证，这种横向层次的辨证更能从本质上体现外感病的演变规律，故主张以其统辖外感病的辨证。”石恩权等提出了定病邪、病位、病性、病势和传变趋向的“五定”辨证法，融寒温于一体。刘兰林提出按病期、病性及病位统一的外感热病三维辨证。H们总体看来，主张寒温统一的呼声是不断高涨的。
(一)从宏观方面看寒温统一
部分学者认为：伤寒学说与温病学说均是讨论外感热病的理论，均阐明了病邪由表入里，由浅入深侵入人体所引起的机体病理变化，反映了疾病发展的动态观、辩证观，从宏观角度讲具有共性，因此寒温统一逐渐为众多医家所共识。如何统一呢?综合现代学者的不同观点，有以下几种观点较为突出：(1)以八纲为主体的统一方案。万友生在《热病学》中指出：“八纲是热病辨证论治的总纲。"他认为“热病作为一个整体、又存在共同规律，从辨证的角度，不论外感热病或内伤热病，都不出八纲范围”。(2)以卫气营血为主体的统一方案。(3)以六经辨证为主体的统一方案。兹将三种方案分述之。
1．以八纲为主体的统一方案
万友生认为：“外感伤寒和温病两说，分开来各有缺陷，合起来便成完璧，因而是必须统一的。外感病六经、三焦和卫气营血辨证论治纲领，都是以八纲为总纲的。从而指出八纲是一切疾病尤其是热病证治的总纲。”笔者以为：八纲不仅为热病纲领，也为内伤杂病纲领。八纲虽然也可定病位、病性，却没有和六气结合起来。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比八纲更具体。八纲是抽象的，做为二者统一的基础过于笼统，不能用一个太宽泛的共性做为二者统一的基础，这样会抹杀伤寒与温病的很多不同点。
2．以卫气营血辨证为主体的统一方案
姜建国在《论六经辨证与寒温统一》中指出：“创新不易，完全可以从三个辨证纲领(指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中比较选择。”又认为：“六经辨证从实质内容上突破了外感病的范围，并非单纯的外感病的辨证纲领。卫气营血辨证与三焦辨证相比较，卫气营血辨证是由表及里的辨证，这种横向层次的辨证，更能从本质上体现外感病的演变规律，因此，用卫气营血辨证统辖外感病的辨证较为适宜，??将《伤寒论》的太阳中风与太阳伤寒诸证，以及其他五经有关外感病的内容(包括《金匮‘痉湿喝’篇》)，补入温病学的卫分证及相关证中，就能较为全面的体现与涵盖‘风寒暑湿燥火’六淫邪气所导致的外感疾病的基本内容与框架。”
事实上，太阳伤寒与太阳中风的治法为辛温解表法，但温病卫分证是不允许解表的。赵绍琴先生曾有评论：“在卫汗之可也，见汗就行，正气恢复，郁热得清，就好了，非属方法，乃是目的，不是让你解表。”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温病卫分证的治疗不同于伤寒，二者有本质的不同，不能简单认为仅是辛温解表或辛凉解表之别。再者伤寒少阳证及少阴证病位、病性均难以用卫气营血辨证统领，治法更是有别。可见用卫气营血来统一有点牵强，有些问题不能圆满解决。
3．以六经辨证为主体的统一方案
张锡纯认为：“有谓温病当分上、中、下三焦施治者，皆非确当之论，斟酌再四，惟仍按《伤寒论》六经分治乃为近是。”实际上这种观点是不确切的。首先，《伤寒论》六经辨证虽然为百病立法，但更适合于伤寒，百病始于皮毛，何况仲景更注重寒邪这一致病因素。其次，六经中虽也有血分证的治疗，如桃核承气汤、抵当汤、*连阿胶汤等，但与温病的营分证、血分证比较起来，显然是不系统的。再者，从病因而言，《伤寒论》虽也注意到了温热邪气致病，仲师于《伤寒论》第6条亦明确提出了“温病”的概念、症状、误治及变证。但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局限，没有出方，而温病学派在认识病因上就比仲师要全面，涵盖了六气。最后，《伤寒论》论述温病并不完善。
在病名方面，仅提及风温。在证候方面也是侧重于总体上的描述。《伤寒论》对温病演变中一些症状、症候还缺乏本质的认识。论中不乏“躁烦必发谵语"、“手足躁扰”、“如惊痫，时瘛疚”、“欲衄"、“吐血”等火逆症候，都与温病中的热盛神昏、热盛动风、动血相吻合，误火不过是诱因，真正的病因并没有认识到。当然我们不能以现在的眼光去苛求二千年前的古人。后世温病学在辨舌、验齿等方面的认识更是仲师书中所不具备的。因此用六经辨证统一寒温是欠妥的。由此可见，无论以六经统温病，还是以卫气营血统六经，均容易丢弃原理论体系中的许多精华之处，盲目主张统一是不成熟的。
(二)从微观方面看寒温统一
上面从宏观方面谈了寒温统一的看法。笔者认为主张寒温统一主要是忽略了寒温的一些细节问题，有必要加以澄清。伤寒与温病分论也好，统一也罢，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寒温之争源起于什么?二、《伤寒论》是怎样论述伤寒与温病的?三、伤寒与温病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如概念、本质、传变规律、治法有何异同?四、伤寒与温病的关系如何?二者有哪些共性?如果这些问题能圆满解答，则寒温统一与否自可一目了然，兹试述之如下。
1．寒温之争的源起
欲正其本，必先清其源，源清则流畅，首先要明白《内经》、《难经》、《伤寒论》中对伤寒、热病关系的认识，才能搞清后人争论的原由。
《素问·热论》中载：“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显然《内经》中的“伤寒"之义是病因概念，而非病名概念。《内经》为什么要突出“寒”这个病因呢?方药中认为：“冬季中最易影响人体正气失常的就是由于冬季天气寒冷，易感寒邪，在感受寒邪发病后使人体正气不足，从而使人体容易在次年春季传染病流行时更加容易发病并形成链锁反应引起各个季节性传染病的流行，质言之，也就是说各个季节性传染病虽然各有其病因学上的特点，但从整个发病过程来看，一从正邪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影响来看，冬伤于寒，则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所在。"方氏之论不无道理，笔者以为此处的“寒”泛指外邪，似乎更合经旨。总而言之，《内经》的这两句话是不确切的，有其历史的局限性。
《难经·五十八难》云：“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至此“伤寒”始有狭义、广义之称，如果“伤寒有五"之“伤寒"是病因概念，而“有伤寒"之“伤寒"是病名概念。《难经》中“伤寒"概念的层次不清，为后世的寒温之争，已经埋下了伏笔。至汉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张仲景所论述的是广义伤寒，这一点已被广泛认同。张仲景为何起名为《伤寒论》呢?至今看法不一样，冯世纶认为：“天下的疾病千变万化，概括起来，不外两类，一类是具有发热特征的疾病，称为伤寒，另一类是不具备发热特征的疾病，称为杂病，后世医家把疾病分为外感和内伤两类，大致雷同，这就是《伤寒杂病论》的真实涵义。”显然这是从形证方面而言的。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受《内经》、《难经》以寒为主导的病因观影响所致，这是从病因方面而言的。由此可知书名的“伤寒"为广义的“伤寒”，是受《难经》影响的，是个病因概念。书中的“中风"、“伤寒"是个病名概念，两者不可相混。因为古人概念的含糊不清导致后世医家纷争了近二千年。
既然《伤寒论》论的是广义的“伤寒"，或日自然包括温病在内了。第6条：“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风温；风温为病，脉阴阳俱浮，白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语言难出。”本条描述了温病的概念、症状、病名。明确指出了温病与伤寒的区别：伤寒恶寒，温病不恶寒。温病既然不恶寒就不可发汗，即使强发汗病必不解，可见仲景已经认识到伤寒与温病的病因与治法不同，时代所限，并没有拟出方药。部分医家恒恃本条认为：仲景书不独为伤寒立论，也为温病立论，所以寒能统温。显系误解经文所致，不足为训。姜建国指出：本条提出温病本意只是为了类比以辨异，没有鼎足而列的意思，根据有三，第一从条文体例看，太阳中风证与伤寒证，均紧承太阳提纲证而分述，而温病则是讨论完传与不传才论述的。第二从证候特点看，中风、伤寒两证是在提纲证“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的前提下分述的，其脉证内容与提纲证一致。而温病则明确提出“不恶寒”，与提纲证相悖。第三从治疗方药看，中风与伤寒两证分别治以辛温汗法，分别主以麻桂两方，其辨证、理法、方药、兼症等，论述完整系统。而温病则仅此一条，且无正式、明确的治法、方药。堪为持平之论。清陆九芝总结说：“《素问》之言热，言病之既，仲景之言寒，言病之朔，此而观之，自知寒必化为热，而温必本于寒。"陆氏对《内经》、《伤寒论》中寒热的因果关系论述的很清晰，但陆氏又说：“病既来自伤寒，自当从病之来路上立论，论即从病之来路上命名。”显然这是不对的。
总之，《内经》以寒为主导的病因观是有其历史局限的。《难经》病因概念、病名概念层次不明，易使人产生误解。仲景虽认识到伤寒与温病的不同，但在命名上仍然沿用《难经》。《伤寒论》论温病仅示鉴别而已，并无与中风、伤寒并列之意。后世部分医家过于崇古尊古，认为《伤寒论》也为温病立论，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2．伤寒、温病基本问题的探讨
伤寒与温病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如概念、本质、传变规律、治法等有何异同?必需加以鉴别，求同存异。
(1)伤寒、温病的概念
要想理清伤寒与温病的关系，就必须对一些基本名词加以界定，使之概念清楚，不使人产生歧义。笔者认为一个完整的病必须病名、病因、形证三者统一起来，仅从形证上或从病因上立论是不全面的，例如同是发热，既可见于烈性传染病，也可见于一般的外感病，既要辨共性，还要辨特殊性，否则可能会误诊。综合各家之说对伤寒温病略作界定如下：
“伤寒”的概念，是指外感寒邪所引发，必须具备寒邪致病的特点。本质就是寒邪客于肌表，闭其腠理。至于“伤寒”的发病时间，有人根据《伤寒例》将其限定在冬令，此言其常，就临床所见，四季均有。春秋之季天气乍寒乍暖、夏季空调所伤均可为致病之因，症状常见恶寒、发热、身痛、无汗、气喘、脉浮紧数，均可按伤寒治疗。笔者曾治一例，赵男，51岁，时值五月，天气骤寒，因受寒遂发高热达41℃，恶寒无汗，覆被三床犹呼冷，头痛，遍身骨节均疼，舌质偏红，脉浮紧数，一分钟达次，断为伤寒麻*汤证，宗张锡纯法，疏麻*汤加知母：麻*99，桂枝69，杏仁69，甘草39，知母99。嘱服药后温覆取汗，药后20分钟汗出遍体，病遂愈。
可见从季节上限定有局限性。“温病"的概念，是指由温邪引起的以发热为主症，具有热象偏重、化燥伤阴等特点的一类急性外感热病。
那么温病的本质是什么呢?明确这个问题关系到温病的治疗问题。李士懋曾在《相濡医集》中深刻的指出：“温病的本质是郁热，不论新感、伏气温病、瘟疫、湿温化热，还是温病卫气营血、三焦等各个传变阶段，只要有热邪存在，本其质概为郁热。”这大概是叶天士所谓“温热虽久在一经不移”的原义吧!
(2)伤寒、温病袭入与传变途径的比较
伤寒的袭入与传变，张仲景在《伤寒论》中说的十分明确，不必赘言。温病的袭入与传变却仍然存在争议。张锡纯认为温病的袭入与伤寒相同，皆在足太阳经，这也是张氏主张运用六经辨证统一寒温的根据之一。叶天士认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吴鞠通承叶氏之论，说：“凡病温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阴。"并释之日：“伤寒由毛窍而入，自下而上，始足太阳，足太阳膀胱属水，寒即水之气，同类相从，故病始于此，古来但言膀胱主表，殆未尽其义，肺者，皮毛之合也，独不主表乎。治法必以仲景六经次传为祖法。温病由口鼻而入，自上而下，鼻通于肺，始于太阴。"显然与张锡纯观点相左，试想风温初起，岂能仅犯手太阴肺而不犯足太阳?殊难理解。冉雪峰
日：“或谓伤寒从皮毛入，温病从口鼻入，此是绝对错误。寒不可与温混，温亦不可与疫混。疫从口鼻入，六淫从皮毛入，或谓风寒暑湿，俱从皮毛入，而温独不从皮毛入，岂复有理由可说，学者须知寒与温的性质，固当分辩，寒与温同犯太阳，由区域部位，并无分辩，此种关键，极易误会，此种关键，又极当剖明。”简言之，伤寒与风温同从太阳袭入，温疫从口鼻而入。
“春温”则是由内向外发，应当鉴别。“春温"就是习惯上所说的“伏气温病”。直到彭子益才明确提出“春温"的发病机制是“本气自病"，概言之，冬失封藏之人，肾水必有所亏，阳春萌动之际水中之火上升，是为相火，司疏泄之职，然疏泄失根，故发为温病。笔者在临床上常见到突然发热，但又没有鼻塞、流涕、身痛等症状(小儿尤多)，精神昏愦，脉糊模不清，屡用张锡纯法，大滋真阴佐以清热治愈，始终不明其理，自获观彭氏之论，多年疑团，方涣然冰释。
温病的传变，历代温病学家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主要有吴又可九传学说、叶天士卫气营血传变、吴鞠通的三焦传变、柳宝诒的六经传变、薛生白的正局与变局传变、杨栗山的气血传变等，见仁见智，各有所长，使人莫衷一是。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叶天士的卫气营血传变和吴鞠通的三焦传变。实际上，卫气营血传变更能形象直观的阐明温病的传变规律，外感之邪侵犯人体，多是由外而内。卫气营血传变实际上就是气与血的传变。
总之，伤寒的袭入是从太阳经开始的，是按六经传变的；温病中的风温，是从太阳袭入，按卫气营血传变的；温疫是从口鼻而袭入，按卫气营血传变的；春温是由内而发的，与其它温热之疾有本质的区别。
(3)伤寒、温病的治疗
伤寒的治疗已经详于《伤寒论》，治宜辛温发汗，或扶阳发汗，或和解，如《伤寒论》中麻*汤、麻*附子细辛汤、小柴胡汤等。
那么温病当如何治疗呢?叶天士提出：“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如犀角、玄参、羚羊等物，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如生地、丹皮、阿胶、赤芍等物。”可见温病的治法不外透、清、滋。清，温病的本质是郁热。既然为热邪，故当清之，清气分热，可选辛寒、苦寒、甘寒及咸寒之品。若虑苦寒化燥伤阴，可以佐甘寒监制之。气热炽盛，内陷于血分，可选甘寒、咸寒、酸寒之品，既能清热凉血又具养阴生津之效。
透，温病的本质是郁热，只要有热邪存在，不论在营在血，都应“透热转气”，“透热转气"是温病冶疗的要诀，一言以概之，即疏气机给邪以出路。然叶氏原文却舍银花、连翘而用咸寒之品，显系传抄之误。李士懋曾列郁热外达的标准有六：①正汗的出现；②脉由沉伏转见中部或浮位，脉体亦可由细、迟、短、涩转为洪、大、滑、数；③舌由绛紫而暗转为红活，由无苔转为舌苔渐布：④神由昏谵或狂躁转为神志清晰；⑤面色由红而暗滞转为红活润泽；⑥症由肢厥转为四肢渐暖。可供临床参考。滋，温病伤津耗液，故治疗温病“留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轻者肺胃津伤，多取甘寒之品以清热生津；重者肝肾阴亏，多取甘寒、咸寒、酸甘，甚至血肉有情之品以滋补之。
(4)发汗在伤寒、温病中的比较
治疗伤寒，发汗是方法，是通过发汗来祛除体表的邪气。治疗温病，发汗是目的，即观察汗出情况来判断病愈与否。需要指出的是温病自始至终不可发汗，即使在卫分也不可发汗，这是由温病的本质所决定的，温病初起即属郁热，故不能用汗法。因为发汗伤人津液，温病本身就伤津液，又怎么能再发汗呢?吴鞠通说：“温病忌汗，汗之不惟不解，反生他患。”叶氏于《幼科要略》说：“夫风温春温忌汗。”既然温病忌汗，叶氏为何说“在卫汗之可也"，此处实际指的是测汗。以汗测证乃叶天士首创，《温热论》言：“救阴不在血，而在养津与测汗。"王孟英将“测”字删去，改为：“救阴不在血，而在津与汗"，显系错误。“在卫汗之可也”，不是发汗以祛疾，是观察汗出的情况以判断病愈与否，赵绍琴说：“汗之，是目的，而不是方法。”张锡纯深谙此理，他说：“人身有汗，如天地之有雨。天地阴阳和而后雨，人身亦阴阳和而后汗。”试从卫气营血四个阶段分析一下测汗法。
温病邪在卫分，由于肺气郁闭而发热无汗。治当宣解肺郁，使肺气宣发，透邪外达，故张氏创清解汤、凉解汤、寒解汤，皆着意于汗解，此即测汗法在卫分证的应用。也正是叶氏“在卫汗之可也"之本义。后世误解者多，认为温病在卫分时应辛凉发汗以解表，其实这种说法不严谨。温病的本质为内有郁热，应用桑菊饮，银翘散等剂后，气机宣畅，三焦通、营卫和，故汗出，这是病愈之象。
如果说银翘散、桑菊饮还有发汗之嫌，那么我们再看看张氏的进一步阐述：“至传经己深，阳明热实，无论伤寒、风温，皆宜治以白虎汤，而愚用白虎汤时，恒加薄荷少许，或连翘、蝉退少许。往往服后即可得汗。即但用白虎，亦恒有服后即汗者。”又言：“至于当承气之证，却非可发汗之证矣。然愚临证经验以来，恒有投以三承气汤，大便犹未降下而即得汗者。盖因胃腑之实热既为承气冲开，其病机自外越也，若降下之前未尝得汗，既降之后，亦必于饮食之时屡次些些得汗，始能脉静身凉。若降后分毫无汗，其热必不能尽消。”病在气分，白虎、承气辈原非发汗之方，用之得当，病仍能汗解。概阳明腑实证，热与糟粕相结，阻塞气机，迨下后，热结自开，气机条畅，阳布津敷，故转见遍体汗出。此亦阴阳调和之结果。诚如张氏所言：“发汗原无定法，当视其阴阳所虚之处而调补之，或因其病机而利导之，皆能出汗，非必发汗之药始能汗也。”病至营血，或因热邪深陷而气机郁闭更甚，或因津伤乏作汗之源，治当透热转气或滋营阴，转见遍身汗出，可据所出之汗而推断病情。张氏曾治一少年于孟夏因长途劳役得温病，两目清白，两手循衣摸床，乱动不休，谵语，不省人事。大便每日一次，质稀，脉浮数，左寸之浮尤甚，两尺按之即无。张氏投以熟地、玄参、阿胶、枸杞之类，约重六七两，煎汤一大碗，徐徐温饮下，一日连进二剂，即日大汗而愈。正所谓：“调剂阴阳，听其自汗，非强发其汗也。”章虚谷说：“测汗者，测津液之存亡，气机之通塞也。"与张氏之论不谋而合。
约言之，在温病中，发汗是目的，不是治疗方法；在伤寒中，发汗是治疗方法。二者有本质的不同。叶天士将温病的测汗法上升到理论高度，可惜曲高和寡，后世医家论述的较少。
3．伤寒与温病的关系
姜建国指出：“《伤寒论》不只专门论述寒邪伤阳的寒化证，也论述了大量热证。如肺热咳喘证、热郁胸膈证、肠热下利证、阳明实热证、湿热发*证、厥阴热利证、少阴热化证等等，以上诸多热证，并非全是寒邪化热，亦有直接感受温热邪气而为病。”可见伤寒学是温病学的基础。但温病学又是伤寒学的发展，如伤寒用大承气汤急下存阴，温病学家用增液承气汤，显然这是源于仲景，又高于仲景的，因为用大承气汤乃孤注一掷之法，用增液承气汤乃扶正祛邪并施之法。伤寒与温病有很多不同，但也有密切的关系。如太阳伤寒得不到正确的治疗，可能会化热入里形成阳明病，这与温病气分证相同。蒲辅周指出：“伤寒与温病始异中同终仍异。伤寒初起，寒邪侵犯太阳，其病在表，治法以辛温解表为主，温病初起时，温邪首先犯卫，其病亦在表，但治法以辛凉透邪为主，可见二者之始，病因异，病症异，治则亦异，绝对不可混同。若伤寒入里，证属阳明，寒邪化热，治宜白虎、承气；温病顺传，证属气分热邪益炽，治法自然一致。故二者之中，证治均相同，无须寻求其异。至于伤寒传入三阴，虚寒已见，则宜温宜补；温病热入营血，阴伤津灼，则宜清宜润。故二者之终，又见证迥异，理应细加区别。’’可谓见道之言，一针见血的指出了伤寒与温病的异同。此外，《伤寒论》的诸多治法如通下实热、育阴清热、急下存阴、清热生津等已开温病的无限法门。温病学家更是广泛应用《伤寒论》中的方剂，如白虎汤、承气汤、白头翁汤、*连阿胶汤等。尽管《伤寒论》是广义伤寒，但对温病的发病机理、传变规律、辨证方法、方药运用尚不完善。后世温病学家立足于《伤寒论》，勇于实践创新，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为主体的、全新的外感温病的辨证体系，这是学术发展的必然。
4．结论
如果认为《伤寒论》方能治温病，所以二者就可以统一，显系误解。温病学的发展与成熟是历史的必然，是学术的进步。要把伤寒学与温病学统一起来，就必须找到二者的共同点。笔者不吝笔墨剖析寒与温的异同，通过分析比较，发现二者虽有联系，但毕竟寒温异气，从本质到传变，直到治法均不能混同，所以说寒温统一是缺乏坚固基础的。既然用六经辨证论治伤寒已十分成熟，用卫气营血辨证论治温病也十分完善，为什么非要将二者硬扯在一起呢?或日为了构建一个中医外感病的体系。构建完整统一的外感病体系是必要的，但硬要融合寒温于一是不可取的。二种体系为何不可并存呢?清俞根初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可行的方案，俞氏仍以“伤寒”为外感病之总名，辨治外感沿用六经，参以八纲，兼取三焦分证，认为“以六经钤百病，为确定之总诀，以三焦赅疫证，为变通之捷诀"。论中既有六经用药法，也有三焦用药法。俞氏虽认识到应该用“四时感证"代替“伤寒"为外感病之总名，但“伤寒”为外感病总名是约定俗成的，故也只好从俗，实属无奈之举。现在完全可以用“中医外感病”代替“伤寒"(广义)这一病名，即把伤寒与温病的病名统一起来，即中医外感病学，下列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三种方法，用哪种方便就用哪种，不必强行规定，又有何不可呢?只要医者不存门户之见、不以寒统温或以温废寒，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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